《别惹白鸽》：在三个谎言里，看到女性的普遍困境
《别惹白鸽》：在三个谎言里，看到女性的普遍困境
如果热恋时，你的男朋友突然消失了；
如果你在步入中年后与丈夫离婚，又被自己女儿的男同学骚扰；
如果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了他人婚姻中的“第三者”，却在得知真相后又不想放弃这段感情。
你将如何向别人讲述？
短剧《别惹白鸽》把置身于以上三个情境中的女性聚集到了一起，围坐在一起的女性们渴望得到他人的帮助，又都因为试图维持最后的体面，而各自讲述了另一个版本的故事。
谴责他人的错误总是很容易，但诚实地面对自己，或许比想象中困难得多。在这样的现实之中，女性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超越复杂的自我缠斗，相互帮助，又各自成长？
女性互助小组，可行吗？
在很多美剧、英剧中，我们似乎总能看到“互助小组”作为一种常规元素的出现：椅子在空旷的房间里围成一圈，屋里坐满失意的人。作为一种理想化的心理治愈方式，在大多数剧情中，互助小组在往往只是一个无法起到根本性作用的安慰剂。主角总是参加了一个互助小组，但这远远不够，故事里的他/她还需要用别的方式救赎自己。
如果把一个“互助小组”平移到国产剧的讲述里，你会有怎样的想象？在短剧《别惹白鸽》里，一个女性互助小组里聚集了三位主角，她们同样没有在互助小组里获得立竿见影的救赎。相反的，却恰好暴露了她们的恐惧与脆弱。
年轻女孩何煦的开场白很激烈：“我想杀人。”她满怀悲情地讲述了自己的丈夫是怎样被自己发现其出轨，和她持续跟踪丈夫，并默默忍受至今的过程，细节真实而令人动容。中年女性李力则是充满纠结地讲述了一个自己的女儿被班上一位男同学，同时也是导师的儿子骚扰的故事。
而听了她们的故事，白鸽是最愤愤不平的那个人，“你们这么委屈，为什么不反抗呢？”她总是想大声质问。
但当剧情过半，你才会发现，何煦才是她描述的那个已婚男人的出轨对象。李力故事里被骚扰的人不是女儿，而是自己。与此同时，爱替人打抱不平，总是勇敢出手的白鸽，她有一个曾短暂相处的男朋友，已经莫名其妙地消失几个月了，而她依然在执着地等待。
那些被刻意隐瞒下来的信息，是她们不敢面对的课题。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但每个人又好像都无法迈出那一步。尽管互助小组是一个相对私密的空间，但依然具备某种“公共场所”的属性。维持体面、美化自己似乎就是我们在面对人群时的本能，即使人人都知道，我们是寻求帮助的。
于此同时，另一个问题是，一个全部由“女性”构成的小组，会让互助更顺利，还是更加复杂？
无论是影视作品还是生活中，对于“女性友谊”的探讨总是充满争论。想想生活里“闺蜜”一词是如何被正反两面使用的，她可能是“陪伴你的最好朋友”，而有时候，她又被使用于关于“嫉妒、竞争、虚荣”等质疑和贬低的语境之中。在《单身女性时代》一书中，作者认为，女性友谊中的“阴暗面”与社会对于同性结盟的恐惧，和对异性恋模式的倡导相关联。如果女性从小就被鼓励或暗示将异性的爱作为获得幸福的主要方式，就会忽略同性陪伴与交流的重要，并落入“同性竞争”的陷阱。
在现实生活里，我们似乎总能看见很多稳固的“男性联盟”：帮兄弟掩盖秘密的男性，酒桌上共同起哄的男性……但却少有自带默契的“女性联盟”。女性本身复杂、敏感的情绪也更容易让一个女性在面对情感困境时常常退缩，从而显得孤力无援。
在剧里，重要的并不是女性互助小组这一形式本身，而是女性如何在与同类的相处中发现自己，并在彼此慢慢打开过程中，实现真正的“自助”。
摆脱他者视角的女性叙事：不是“玛丽苏”，也不必“大女主”
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一书中曾经写到过，在日本，长期以来的文学、影视作品中的叙事中往往都是男性中心的，而女性总是被描绘为一个“他者”。
这种叙事回归到现实中依然有迹可循，复旦大学文学系教授梁永安如此形容：“男性总是像一个殖民者，女性成为他们的殖民地”。
在剧中一开始的人物关系里，白鸽只是酒吧里一场赌局的中的打赌对象，李力是被缺乏母爱的男同学情感投射的对象，而何煦则是上司和他朋友眼中初入社会的单纯实习生，是适合被“狩猎”的对象。她们都曾落入他人的狭窄视角中，成为一个不被了解的，只作为欲望投射体的“他者”。
而在最初，几个女性也都不自觉地配合了这样的“角色扮演”。比如何煦在得知自己被“小三”后，陷入深度的自我怀疑，认为自己是打扮不够光鲜、气质不够出众，没有上流社会的身份，因此才会成为没有被选择的那一
这种心理变化曾体现在剧中的服装上，遇上男友苏瑾之前，何煦是个活泼开朗的女孩，为了学习融入所谓的“高级”，她的衣服开始变得只有黑灰色。李力自从被骚扰后，就没有再穿过她的白色衣服，即使是在互助小组倾诉后，也是内里白色，外套始终都是暗淡的。
而白鸽在最初认识男友郭天开始，衣服就有了变化，逐渐从裤子变成了裙装，预示着情感层面的新开始。但在郭天消失后，白鸽又回到了途迷颓废的状态。
梁永安教授说：“在当今社会，很多女性一生中没有释放自己的价值，其中很大的原因是男性看不见这些价值。因此形成了一种遮盖性的社会氛围，”或许不仅是男性，很多女性自始至终也没有正视过自己，甚至从未跳出一段不合理的关系，发现自己身上本就存在的价值。
但还好，短剧中的这些女性最终都在彼此的境遇中映照了自己，选择面对现实，成为了自我叙事的主角。尽管她们一点也不完美，甚至充满缺陷。
不同于曾经流行的“玛丽苏”式偶像剧，如今我们总能在各种影视作品里看到新时代的“大女主”形象，许多作品中女主角独力、强大、从不需要男性的绝对帮助……如此完美无暇，无所不能的的女性形象固然值得歌颂，但在现实里，我们不得不承认，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犹豫、脆弱、以及小小的阴暗面。
短剧《别惹白鸽》的导演温婧，在初期参与了这部短剧的编剧，在接受采访时，她说，剧本中的很多细节和故事都曾真实地发生在自己，和自己身边的女性身上。她认为，三个主角身上的特质是普遍存在于当代女性的身上情境的一种浓缩：“生活里，当我们面对一个人时，很难用他的某一面就去定义他整个人。比如说，像我自己，我朋友受到欺负的时候，我就是白鸽这样的人，我就是那种，你可以欺负我，但欺负我朋友不行的人。但当我面对自己的情感时，我可能又会有点像何煦，呈现另外一个状态，很难客观地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局面。我很依赖朋友们，经常是被闺蜜‘敲醒’的那个人。”温婧说。
因此，摆脱他者叙事的女性主角们，未必要成为一个完美无暇的强者。脆弱和逃避总会在困境来临时猛然出现，因为人本就未必有想象中那么了解自己。
像是剧中，白鸽始终在心中坚定地守着一个“刺猬遁地”的故事。那是她短暂相处过的男友为了日后的突然消失所编出来的。他准备了一只刺猬，并告诉她：“刺猬是‘大仙儿’，关不住的。当它想要逃走，就会遁地而去。”尽管白鸽强调自己是一个受过很多情感伤害，不会再轻易相信别人的人。但直到男友消失很久后，她都一直相信着这个故事。
拒绝成为那个“白鸽”
白鸽的谐音是“beggar”，意为乞讨者。在剧中，沦为“他者”的女性们或许都曾经成为过一个beggar，把快乐与幸福建力在了对别人的渴求和期待上。
而拒绝成为一只“白鸽”，或许是找到自己，并获得觉醒与成长的第一步。导演温婧着重提到了剧中李力这一角色想要传达的价值：“因为生活里，我有很多忘年交的朋友，我觉得她们给我的感觉，其实是活得都很少女的，永远都有一颗少女心的那种。过去，这些人可能会把快乐建力在丈夫对自己的关心，孩子的成绩好不好、优不优秀之类的事情，但现在，她们都是把快乐建力在自己的身上。我觉得这是一个越来越好的方向。”
但即便是将关注点放在自我身上，剧中女性的困境也的确和男性有着直接的关联。乍一看，《别惹白鸽》中的男性似乎是一个“全员恶人”的状态，习惯性出轨、性骚扰，情感欺骗……
但仅仅给他们贴上一个“渣男”的标签，并不能解决问题。导演认为，剧中的男性形象只是现实中情况的的一种集中展示，每个角色的“渣男”行为背后，其实也都有着各自逻辑下的行为动机。
短剧的制片人提到，剧中女性所遇到的困境，也从另一个侧面映射出了与她相关联的男性角色的问题。因为短剧时长的原因，《别惹白鸽》中对男性角色的刻画较少，但人物关系依然是丰满的，一些没有点明的线索，反而可以让观众有更多脑补空间。
在最初的人物设定中，白鸽的短暂男友郭天，也是一个在情感中受过多次伤害的人，但面对曾经的情感创伤，他不同于白鸽选择执着等待，而是变成了一个“伤害别人的人”。用一次次“突然消失”，进行逃避和自我保护。
何煦的男友苏瑾，和何煦同样来自小城市，都曾经历过敏感与自卑。苏瑾因为虚荣心选择了事业有成的强势妻子米娜，但仍需要转而向和自己相似的何煦寻求内心的安慰。
而李力的骚扰者刘予怀，与李力的女儿李双类似，情感上的匮乏与行为对抗都和父母失败的婚姻关系相关。因此李力最终找到刘予怀母亲的解决方式，也是通过反思自己而从更深处帮助了刘予怀。
这些逻辑并非在为所谓的“渣男行为”做辩解，只是在现实中，“渣男”的标签的确很容易使用，但也往往会窄人们的理解和表达，阻碍人们认知自我，获得内在成长。如同在剧的最后几集里，我们都会明白，何煦最初想“杀掉”的那个人，不是男友，也不是对方的妻子，而是内心那个软弱不堪的“自我”。
白鸽在最后得知一切都是一场欺骗后蒙头痛哭，她大喊着：“我能接受这所有的一切，但我不能接受的是，刺猬不会遁地。”我们最终所需要面对的，其实是与自我内心的缠斗。
对于这部剧想要传达的想法，温婧说：“我希望那些在困境中的女性，当然不只是女性，而是处于困境中的所有人，在看了这部剧以后能够获得力量。如果有一天你在面临类似她们三个人的困境时。你也能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然后去走出这个困境。”
每个人都有自己需要面对的课题，或许我们曾短暂地成为过白鸽。但愿你终有勇气，觉醒后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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